关键词：贸易理论 优势产业 比较优势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优势产业形成基础

（一）优势竞争理论

优势竞争理论来源于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的著作《国家竞争优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特根据当时的企业竞争优势和产业竞争优势情况，从微观企业竞争优势向国家层面的宏观竞争优势进行理论和实践推导，得出各国企业、产业以及商品在竞争优势上的表现千差万别，特定产业和企业在微观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具有累加和循环促进效应，进而形成整体竞争优势，波特以此为根据，发展创立了用于分析产业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该模型表明了国家内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具有互助促进作用，关键要素的非均匀强化会影响产业的升级潜力。

（二）“后发”优势理论

“后发”优势理论特指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以引入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学习国外成熟经验的方法而取得产业较快发展的模式，以开放的姿态而取得跨越式发展。这一产业优势理论的创立者为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他在总结上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和德国战后重新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以“落后优势”和“落后条件下的有利”研究发展了该理论，格申克龙认为落后地区通过采取有别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更有可能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和产业繁荣状态，理由是相对落后的经济状态为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包括了制度利好和技术潜力等优势，通过积极的发掘，落后地区的潜在发展动能可以得到迅速释放，做到经济增长的“后来居上”。

（三）产业间比较优势理论

1.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扩展，由传统的既定经济结构最优资源配置过渡到经济结构与技术的互动演进，发展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认为产业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区别在于比较前后的生产率差异，前者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的事后选择，可以在生产条件类似的国家间产生，不同的专业生产决策产生了不同的事后生产率差异；后者是由于先天生产条件差异而产生的贸易效率区分，基于要素资源禀赋的相对和绝对差异，是由事前产业差异就决定了的。比较而言，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2.传统产业优势理论。传统产业优势理论经历了由“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过渡。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主张社会主体以特长分工而进行专业化生产，实现全社会的最大化福利，分工在国家间进行就产生国际贸易；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突出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行和必要，认为只要具有产业比较成本优势就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获取额外收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品价格的差异最终来自国家生产要素相对存量差异，进而产生的比较优势决定国家间产业贸易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都设定了既定的生产要素禀赋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异衡量的技术水平决定比较优势的形成，而要素禀赋论恰恰相反，以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为设定依据，更多强调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存量因素。

3.产业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既有经济学家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论”作为铺垫，也有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补充完善，前者认为产业的初始状态为国内经营，产业的外延和国际化是因为国内市场的饱和或偶然因素作用，属于被动外延，且一般都限定在需求和国民收入水平近似的国家之间进行，理由是需求和收入差异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间交集产品较少，产业内贸易联系程度低。克鲁格曼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产业内贸易建立的基础，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具有共容。林德和克鲁格曼的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转变基础上，以规模不变向规模递增为假设，较为贴近现实，发展了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优势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四维视角

核心视角。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将产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作为定义基础。王德强（2008）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区域地理、文化、要素及劳动力生产优势，区域经济发展潜力通过优势产业集群效应得以体现，因此，建立区域经济优势要以建立区域内产业竞争优势为先导。基于核心视角的优势产业理论研究为区域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初始行动参考，相关的产业竞争优势领先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处于较为成熟的阶段，二者之间的结构相关实证探析处于起步和探索过程。

产业视角。产业视角的相关研究以发展速率、行业关联以及经济增长贡献率作为基础。刘国庆（2010）将优势产业界定为在经济总量中占据权重较大、运行状态平稳、财务指标良好、资源利用效率高和进一步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或产业，这类产业在既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都可以产生较高的投入产出比；李文学（2009）从产业的结构升级潜力角度对优势产业进行定义，认为优势产业可以指引产业升级，利税总量较高，既可以由关联产业组成产业价值链，也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形成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产业网络。

贸易视角。国内关于贸易视角的优势产业研究以竞争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展开。孙友林（2011）认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优势产业概念对等，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的结合实际上就诠释了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产业；吴志兵（2009）指出，地区经济的功能定位是优势产业基本立足点，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地区的既定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产业内竞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不同建设层次的市场中，优势产业在经济价值链条总具有影响力大、绩效高、市场空间广阔的特点。张亚林（2010）认为对于优势产业的界定不能局限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任何的偏颇都会导致概念混淆、指代不清。

综合视角。从综合视角出发的优势产业研究在贸易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主导产业理论，即优势产业概念包含主导产业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部分。赵坤鹏（2011）指出地区间发展的比较优势可以构成区域优势产业基础，地区间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和文化历史、科技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导致不同的空间和时间投入产出比，进而体现地区产业竞争优势。洪建军（2010）认为优势产业首先必须是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主导产业，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进行规模化生产，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较大比重，一般是以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业或产业集合的形式存在。综合视角下的优势产业界定更为全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概念。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一）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是针对区域优势产业甄别而言，重点突出了在区分同一地区内不同类型产业比较的同时，还要注重不同地区间的同类型产业对比，将优势产业的界定放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产业的比较由区域内走向区域间。在区域间的产业比较中，用于比较的个体或集体间必须具备经济水平相当的特征，以此来避免对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优势而导致的无效现象，即不发达地区潜在优势产业可能会得到虚假评估，丧失优势地位。优势产业具备现实发展条件时，无论是大产业划分，还是产业内部细分，其范围都不再局限于一个或一类产业，多层次的产业集群优势得以呈现。图2说明了优势产业的选择范围。

（二）优势产业的动态优势变化

国内外关于优势产业的研究大多突出和承认外生比较优势在产业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作用，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对地区产业专业化的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一般来讲，在认定产业具备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企业和政府的共同投入可以使得产业进一步向内生比较优势发展，集专业化生产、规模经济、人力资源优势、产品富集、需求供给因素和交易效率于一体的发展优势可以促进产业发挥领先作用，并推动相关产业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后发产业优势的形成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制定相关的后发优势战略，学习和引进优势产业技术，借鉴先进制度管理模式，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实际贯穿产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后发优势战略的制定实施对于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加速作用。优势产业动态变化过程如图3所示。

（三）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含狭义的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产业竞争优势的可持续贯穿整体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当一个行业可以及时的制定并实施能够创造高额市场价值的战略，而任何的产业竞争对手和潜在进入者都无法及时的跟进或模仿这种战略，并且缺乏进入的能力和信心，就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优势和可持续。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来自于七个方面，分别为产业环境、产业战略资源、产业核心竞争力、产业战略执行能力、产业内人才能力、产业文化以及产业创新力。获得优势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依靠耐心和长久经营，可持续竞争优势维护不能在当下就产生额外效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长久化行动。

结论

通过基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国内外优势产业发展研究可以发现，优势产业建立在地区的外生比较优势基础之上，通过实行先发或后发的优势战略，产业内生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加速培养，进而过渡转变为竞争优势。以产业或产业群形式存在的优势产业依赖自身的经济优势，将持续领先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和不同地区的同类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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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与历史的同步”。(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和紧迫，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关键词:文化;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规避、男/ 女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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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集群 中小企业集群 演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6.3；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49-05

集群问题理论研究大抵滥觞于19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发展，中小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引起了国内外一些学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的关注。中小企业集群相关发展理论已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乃至竞争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多种内涵的新型产业政策框架的理论基础”（王缉慈，2000）。[1] （P2-4） 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专业集群现象进行了理论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理论的研究已经构成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文献内容之一。

但是，对中小企业集群演化问题研究的理论比较杂乱，多数研究只限于某一层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尽可能多地将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有代表的评述，希望有利于研究者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也希望能为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理论的演进、深化提供一些契机。

一、早期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企业集群思想

最初的产业集群经济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劳动分工、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方面开始注意到集群演化问题。他在《国民财富的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写到“工人所穿的粗劣呢绒上衣和牧羊剪毛所用的剪刀这两种产品，是由家庭坊和手工业工场为基本单位的小企业集群联合劳动完成的”。[2] （P11） 这是最初的中小企业集群经济的思想，也是集群一词首次提出的。

马歇尔（Marshall）继承了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开创观察，从地方产业集群与大企业功能优劣的相互比较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区域研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描述了企业集群形成的原因，他把这些具有分工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称作“工业区域”，并指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经济。在他看来，引起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列举了英国各地的实例，说明“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质，在附近地方的矿山和石坑，或是水陆交通的便利”。[3] （P281-282）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宫廷的奖掖”，[3] 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是根本原因。马歇尔是大家公认的首先阐述集群理论的人。

阿伦・杨格（Allen Young, 1928）提出了规模报酬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他重视分工、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阐述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与市场规模思想，并从这一角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大规模生产的概念忽视了分工经济的现象，强调了斯密关于分工网络的古典一般均衡观点，说“只考察单个厂商和一个特定行业的规模变化效果时，递增报酬机制就可能被误解，因为累进的行业分工和专业化才是递增报酬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这就要求将整个经济的运作都视为一个相关的整体。”[4] （P527-542） 如果离开这一核心思想，“经济进步的可能”就不能被充分地理解。杨格将迂回分工划分为单个企业的迂回生产、整个产业的迂回产出和产业间的迂回分工。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方法经营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比较有限的，当整个产业的迂回生产的优势得到发挥时，这种迂回方法才能变得可行与经济。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原来的产业分裂成更专业化的部门，使新的产业不断产生，这就是产业演变的基本过程。他将企业内部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业间分工的交互作用动态地联系了起来。

韦伯（Alfred Weber）在1909年《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提出了集聚经济演化理论，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 ）和集聚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不仅分析了企业集群的集聚因素，还分析了分散因素。认为分散要素无非是集聚的相反倾向而已。产业在一个地方集聚与否，可以看成是集聚与分散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集聚和分散相互作用产生了单位产品一定数量的成本节约。不同的集聚规模产生不同的节约函数，而每一集中化阶段的节约函数就构成集聚经济函数。[5] 韦伯从产业的空间集聚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他认为实际支付运费少的地点会成为集聚的地点，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企业追求集聚的好处自发形成的。在当时传统的古典理论占据主流的时期，韦伯的理论也归属于为古典理论学派。

二、国外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演化与发展

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才从纯学术讨论走进了商界和政界。功臣人物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 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并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看该国和地区有无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体”。[6] （P66-226） 他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集群是培育特色产业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因为它“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重要的是，集群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6] 他明确提出了产业群与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集群所具备的共同要素整合成著名的“钻石模式”。波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市场结构这一决定产业中和产业间绩效差异的主导力量进行分析，推出了一种广泛用于行为盈利分析和竞争优势分析的方法，认为企业获得长期租金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

P .克鲁格曼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知名经济学家。集中分析了集群的聚集协同效应和交互激励效应。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说明各国的贸易优势并不来自于国与国的产业区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比较优势，而是来自于各国内部的地区产业分工和在此基础上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的程度。产品的贸易活动实际上间接地起到了生产要素贸易的作用，无论生产要素最初的分配状态如何，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7] 此外，克鲁格曼认为马歇尔提出的技术外溢因素只会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产业集聚中产生效应，不具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著名集群理论家布诺梭则提出了两阶段模型。依据对意大利集群的研究，他把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的阶段称为第一阶段；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的成长，向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社会化服务为第二阶段。

G .别卡提尼则主要从经济地理学解释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缘”优势，以及对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影响。安德森（Anderson E. S.，1994）考察了传统的熊彼特主义分析创新关联度的不足，主张用演化经济学来分析创新关联度，并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内，构筑了交互创新的两产业模型和三产业模型，探讨了创新关联和国际专业化问题。这一组织演化的观点对产业集群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开辟了一个产业集群研究的新视角。

罗森菲尔德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及企业间的合作对中小企业集群的活力起决定作用，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相似的、相关联的或互补的众多中小企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聚集；有着通畅的销售渠道、积极的交流及对话，共享社会关系网络、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共享市场机会及分担风险。还有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认为，马歇尔的工业区是集群进化的最后阶段，集群从此像大企业一样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等等。

许多著名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使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理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和外部经济优势，并从多视角解释了集群竞争优势等。但总体来看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分析层面较单一，不深入，处于探索阶段。

三、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研究评述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对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区域生产综合体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了广东的“专业镇”、浙江的“块状经济”，此时我国开始吸收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并对国内中小企业集群演化发展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比较有代表的研究有以下方面：

从经济地理学角度并结合区域发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在这方面王缉慈教授是研究得比较深入、系统的学者之一。王缉慈教授（2005）[1] 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经济地理现象或实践经验，又可看作一类产业空间组织或经济理论模式；我们可能将它用作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应把它作为认识区域经济的思维方法，即产业集群是把区域经济视为相互依赖的企业和机构的地理集聚的经济系统的一种方法。产业集群不应只是一般的企业扎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复苏的产业组织模式，成为在全球生产系统中与巨型跨国公司互补乃至抗衡的一股力量。在应对外部冲击方面，集群比单独的大型公司能力更强。[1] 产业集群产生明显的外部规模效应和形成创新环境，集群内共享的基础设施、信息和专业化资源大大节约生产成本、促进企业灵活、产生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分工和新型产业基地的形成，使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中不断创新和学习，向高增值的价值链发展。

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该视角重视历史文化传统对集群的形成、发展、衰弱的密切关系。如陈雪梅、赵珂（2000、2001）、[8] 姜皓（2004）[9] 等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条件等方面研究形成中小企业集群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通过历史文化的沉淀来促进企业群的缓慢形成。由于地区传统、习惯、文化、宗教、语言以及种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新产品是难以靠大众传媒的传播实现的，而人际间近距离的交流接触，人们之间容易相互模仿和相互影响。距离越近，转移的成本就越低。即流动、信息传播、价值流动和生产活动等很多方面联系在一起，形成关联“互动”效应，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还有“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传统心态（李永刚、祝青，2000），[10] 再加上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政府的政策便利，会迅速形成中小企业集群。

从企业网络和企业家创新精神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李新春（2000）、[11] 吴国林（2001）[12] 等学者认为企业网络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发挥关键作用。企业集群是以关系网络，尤其是企业家个人的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地区企业群体，“企业家协调”尤其是“领袖型”企业家的带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李新春，2001)。[13] 李新春指出：“专业镇以区域为边界形成整体竞争的生产、服务企业网络，其网络外部有效地克服了中小企业或家庭工厂在生产、营销和管理上的劣势。在产品选择和组织结构上有着其独特的集聚经济意义。而形成这一集聚经济的根本在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网络的生成机制，相互之间的学习、仿效和竞争合作使得网络具有动态的灵活竞争优势和保持持续的创业精神。”[11] 借助企业网络可减少内部管理成本，减少非正规的交易费用，减少企业间学习成本，提升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借助网络的集体协同可产生强大竞争，形成区域优势（吴国林，2001）。[12]

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分类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有很强的地方特，关注角度不同，可有不同的分类。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以平等市场交易为主，各生产厂以水平联系来完成产品生产的是“市场型”中小企业集群；以大企业为中心、众多中小企业为，形成的是“椎型”(也称为中心卫星工厂型)中小企业集群；以信息联系为主而不是以物质联系为主，以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业的柔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的是混合网络型中小企业群落（仇保兴，1999)。[14] 按照企业的质可以分为：制造业集群、销售业集群和混合企业集群等等。从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微观演变的特征分类有专业分工和专业产品的分析。专业分工首先是产品生产的专业化阶段，其次是生产工艺专业化阶段，最后是生产服务专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在中小企业集群中同时并存，产生了专业工艺加工企业、专业最终产品生产企业、专业生产服务企业（陆立军、白小虎，2000）[15] 近年来，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不断演进，中小企业集群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方向发展，由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扩散，中小企业集群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朱康对，1999）。[16] 正因为如此，中小企业集群才能保持长期活力。

从产业集群创新机理和组织行为方面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研究。王B（2003、2005）[17] [18] 认为集群衰落可以看成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的结果。为避免集群经济被“技术路径锁定”的风险，构建与培植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必不可少的。王B以地方技术组织为研究对象，从对职能与资源之间的机制设计入手，提出了地方技术组织是准公共组织的行为假设，并分析了这种行为假设的基本特征以及在与企业发生技术产品与服务交易过程中的行为动机与动态能力, 认为基于准公共的组织定位是比单纯的商业组织与纯粹的公共组织更有效的机制设计，这种机制设计能够较好地解决地方技术组织的行为动机问题，是动态地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战略问题，它既涉及到地方技术组织的生存，也关系整个集群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

从技术创新行为方面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优势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集群式创新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一种有效组织模式，借助这种组织形式，集群内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创新活力，又可以弥补单个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缺陷。“产业集群区域存在高效的、具有生态特征和自组织特征的区域创新网络，能够产生很强的地方根植和持续的集群创新优势”（刘友金，2002）。[19] 刘友金提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群式组织模式、集群单元、集群式创新演化过程的CLC模型等，为建立中小企业集群创新运行机制的分析提供了思路。他还建构了“奖励”模型、协同竞争博弈模型，“为探讨企业的入群过程和群内企业的合作创新过程提供了分析工具”（刘友金，2002）。[19]

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空间群落演化与生态学中的物种群落演化有许多相似，把生态学中的群落概念引伸到中小企业集群有合理的一面”（李永刚、李渝萍，2006）。[20] 中小企业的成长具有“生态”和“阶段”，影响其成长的环境因素呈动态变化。由于企业专业分工愈来愈细，会促使不断分离出大量新的中小企业。产业演化的起始时刻，新产业被创新企业家尝试。当新产业与当地的环境背景条件特别吻合，资本收益率特别高，模仿者很快蜂拥而至，同类型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产业总规模扩张并形成区域的产业优势，产业优势的确立又促进产业群内企业的衍生繁殖，表现为产业中企业的数量通过裂变、孵化、分孽而快速衍生增加。形成一个企业衍生与产业规模扩张相互增强的正反馈环。企业代际衍生是产业演化和环境选择的一个必经的环节。

从竞争优势的角度研究中小企业集群。产业集群企业内部分工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形成产业集群优势的原因（金祥荣，2002）。[21] 金祥荣认为产业集群中，由于中间产品的转移成本很低，分工的精细化以及资产专用的提高带来机会主义难以实现等原因，生产同类产品的各种可分割操作功能不断从企业内部剥离出去并达到最佳生产规模。魏守华、石碧华（2002）[22]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可以用直接经济要素（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两方面体现出来。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包括生产成本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和市场优势。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其创新能力取决于根植于区域学习轨迹。赵中伟、邵来安（2002）[23] 认为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源自集聚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根植、追赶和拉拨效应、外部范围经济、衍生及吸聚等多方面的作用引导成本优势、创新优势。总体上学者们的分析竞争优势，集中在交易成本、品牌优势、外部经济优势、融资优势、创新优势、协同机制优势等等，体现了中小企业集群在市场竞争具有“小市场、大巨人”优势。

近年来研究中小企业集群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对中小企业集群政策作用、网络结构、绩效差异、产业升级、生命周期理论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研究。

四、中小企业集群理论的综合评述

纵观国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看出集群理论的研究在不断广泛和深化，他们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技术从不同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和实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中小企业集群的静态特征如外部经济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竞争优势、贸易优势、创新优势等，但这些理论都有其局限，单一依靠某一理论，均不能对企业集群问题做出完整、科学的解释。

我国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比较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地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创新网络、产业政策和实证方面的，也有些借鉴了非主流经济学从较新的研究视角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结合生态学或者社会学的观点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的研究。但总体上说有还主要是一种线的机械的静态的分析，仅适合于特定时间断面上的线经济关系研究，许多研究停留于个别案例的事后归纳，很少抽象出集群共特征，较少深入内部机理研究，也缺乏企业集群演化的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更没有用动态分析方法进行非线的复杂系统分析。然而，已有的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更深入研究集群的存在形态与运行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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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等从对赶超战略的批判入手，借助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别。一国最具竞争能力的产业、技术结构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一个经济系统中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从根本上说，依赖于该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尽快地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提升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会使得整个经济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将远高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增加的速度，要素禀赋结构得到较快的提升。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也会自然而然地升级。

正如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一般原理和规律一样，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揭示了一国资源禀赋结构与产业发展关系的一般原理和规律。（1）要素禀赋差异是落后国与发达国的差异所在这一论断，指出了经济演讲过程的特点，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提升。（2）揭示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不可否认，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对该国产业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制约作用，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状况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存在对应关系。无论采取何种经济发展战略，要素禀赋结构都是最重要的既定外生变量。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而一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和升级无疑也要反映该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得到促进，不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发展会受阻。（3）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是产业发展以至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快速演进，接近并赶超发达国家，必须注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从比较优势上寻求突破。

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和适用是由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和适用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由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再到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个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萨缪尔森称之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绝对成本论不仅指出了产品的绝对成本是一国贸易的基础，第一次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互利质，而且揭示了绝对成本优势的来源：一是自然禀赋的优势，二是人民的特殊技巧和工艺上的优势。比较成本论的“两优择重，两劣择轻”思想则揭示了分工和贸易互利的一般特征，指出不论一国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并从中获利。要素禀赋理论从各国要素禀赋差异的角度说明了比较成本产生的原因，提出了通过要素选择和合理组合降低成本，获取贸易利益的思想。

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

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理论界得到一定的认同，但也遭遇到大量的批评。郎永清（2004）认为，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形成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存在，一国的产业结构并非仅由要素禀赋结构先天决定。一国的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主要取决于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如果一国的要素禀赋在较为落后的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该国在国际分工中将一直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如果片面强调要素禀赋对产业选择的决定作用，有可能损害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可能。胡汉昌和郭熙保（2002）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就现实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收益不可能长期化。第二，就长期的对外贸易而言，比较优势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不能自动、自发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第三，就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而言，比较优势战略不能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理由在于，一是大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局限和复杂，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无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三是对外贸易的引擎作用是有条件的。第四，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此，渐进式、分步式的追赶战略即后发优势战略是可行的选择。郭克莎（2003）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虽然要重视发挥比较优势，但不能以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的战略模式，而需要突破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国际分工模式的束缚。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一国即使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如果存在技术劣势和竞争劣势，该国的产业也必将缺乏国际竞争力，不可能从专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持久的好处。而一国哪怕不具有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但如果交易效率和规模经济存在比较优势，该国在分工中同样具有竞争力，能够充分享受到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内生比较利益，从而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

笔者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没有对比较优势战略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进行充分的分析，这是该理论遭到批评的一个主要原因。廖国民和王永钦（2003）认为，中国劳动力优势，是静态的低端的要素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的劣势会自然抵消这种优势。规模经济理论（朗永清，2004）也说明了只存在高级要素的优势，而不存在低级要素的优势。因此，落后国家由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在国内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产品在国际上不一定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本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可能会变成劣势，结果可能是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导致贫困化增长。这必将影响到国内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经济剩余的积累速度，从而延缓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这个角度说，认为由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所形成的产品收益不能长期化，其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带动产业升级的批评是有理论依据的。

第二，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虽然揭示了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但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对应不具有先验，而是具有后验。即一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竞争力是以其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和支撑的，产业结构必须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状况，但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并不必然地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及其竞争力的加强。只有在把一国经济发展看成是封闭的自然演变过程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先验才能成立。最先发展的国家其产业发展往往是自然演进的，而后起国家大多必须走跨越式扶持发展的道路。

根据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要得到发挥，需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要素价格结构，即熊贤良（1995）所说，比较优势已经充分反映到产品价格上。但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市场所固有的缺陷，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因此，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不适应。

第三，更重要的，没有充分论证一国特别是落后国家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升级的来源，因此也就很难充分说明落后国家何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尽管比较优势战略所考察的一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但落后国家如果一味遵循比较优势战略以实现产业结构自然升级，这个过程是过于缓慢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勾画了一个经济自然演进的图景，而忽略了在历史进程中，一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往往是遵循跨越式途径，自然演进者通常是被世界经济所被抛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也说明了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跨越式发展过程。没有原始资本积累，就没有英、西、葡、荷等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快速提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无法迅速建立。美国、德国是靠保护扶持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后起国家日本、韩国等则采取的是跨越式发展来培育具有竞争优势产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实现了经济赶超。在西方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我国明清封建王朝排斥创新，没有实现跨越式发展，最终沦为半殖民地。

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必须首先实现其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突变，从而快速建立起在前沿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显然，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没有对这种突变及其发生进行充分的解释。

三、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跨越式发展战略

实现在经济上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所有落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的一个普遍取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和美国对英国的赶超、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对欧洲的赶超，说明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是可能实现的。但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赶超的过程中出现了战略和政策的偏差，陷入了困境。赶超战略如果是建立在一国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基础上，不是对比较优势的否定。符合产业梯度发展的规律，战略就有可能实现。而如果赶超战略主要受出于政治等因素所决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驱动，则往往是反比较优势的，也是违反产业发展规律的，这样的战略容易走向失败。普雷维什、辛格、缪尔达尔等所主张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就是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首先体现在其技术的快速发展上。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关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速度从而产生变迁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通过低成本、低风险地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进行技术模仿，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但技术模仿和引进必须与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积累相结合，才能转化为赶超的速度，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是起先导和制约作用的。这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对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越是新技术，发达国家的保护越严，获取的代价越高，而对成熟技术，则保护轻松，获取的代价也较低。这说明，技术可以模仿，但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持续地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适宜的技术”。经济的跨越式快速发展，要求在技术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更大更多的创新，突出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要使得一国在最高级的要素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才能支持产业向高级化和具有竞争力的方向转变。为此，落后国家必须实现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向技术创新的快速转变，缩短追赶的过程。实现这种快速转变的唯一路径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并没有能够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邹薇，2003）。在技术引进和模仿的过程中缺少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结构的系统提升就无法实现，从而产业的跨越式变迁和经济赶超就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是保障技术引进效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并形成产业竞争力的先导。

人力资本存量的快速增加必须由政府刻意而为，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历史上成功的经济赶超都是由落后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开始的。日、韩等国正是由于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优势，才使得要素禀赋结构得以跨越式提升，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各国在选择产业升级方向时所具备的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是注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人为扶持所获得的，不是比较优势自然提升的缓慢结果。所以，一方面要看到，日本、韩国等在产业发展上是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的，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这个比较优势的获得正是它们优势跃升的结果，而不是渐进取得的。

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会逐步提升，但由此所取得的比较优势往往只能是发达国家多年前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工业品出口的不断增加也往往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所放弃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没有一个跨越式的提升过程，落后将是长期的，循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去实现赶超的希望是渺茫的。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赶超，应遵循“人力资本先行追赶——技术追赶——产业跃升——经济赶超”的路径，重在发挥人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命运的真正转变应该是发生在佩雷丝和苏蒂所说的“第二种机会窗口”，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所倡导的“第一种机会窗口”。

四、结语

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产业结构不断变迁、升级，向高级化发展的过程。任何国家在确定主导产业并实现产业升级时，都不能脱离由本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赶超，也不能受限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应力求实现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突变提升，走跨越式发展道路。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增加资本存量中人力资本的比重，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经济的赶超必须建立在人力资本存量的赶超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既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所在，也是一国经济长期发展并保持其竞争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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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国银行进入一般动因的研究很早就在理论界展开。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邓宁的“折衷理论”（ILO理论）。这一理论最早产生并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后来有关学者将这一理论延伸到跨国公司领域和跨国银行领域。根据这种理论可以认为，跨国银行的进入是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在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外部市场不完全两个假设前提下，内部化优势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实行内部化的能力。因为内部化使用，可以比非股权式的转让带给无形资产所有者以更多的潜在利益。对于跨国银行来讲，内化优势可以细分为五个方面：资金在跨国银行之间转移的可能与成本、客户合同的有效、转移定价的控制、信息收集网络和盈利波动的潜在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中间产品难于定价、商业机密难于保护，存在着不完全的外部市场。为了克服外部市场缺陷，跨国银行必须通过其信息和客户资源优势的跨国界延伸，组织内部市场来保存其特有优势。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对外战略有着紧密的关系，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这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由于国际专利制度或技术本身的复杂，使得该企业在某个时期在这些资产的拥有上具有排他的权利。跨国银行的所有权优势体现在：熟练员工与管理才能的获得、有利的金融资源、广泛而高效的银行网络、跨国经营知识与经验、服务特殊客户群的技能、信用状况、银行产品的差别化、影响力等等。所有权优势是跨国银行海外经营的优势中最重要的一项，因为拥有这一优势意味着跨国银行能够克服东道国银行的在位优势，从而拥有与这些国内银行进行平等竞争的能力。

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的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相对便宜、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等。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跨国银行的区位优势可以细分为：管制框架、有效的利率差异、不同的经济状况、银行的国别、社会经济差异。在银行的跨国经营中，区位优势只是作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发挥作用。其无法单独解释跨国银行为什么能与国内在位银行展开有效竞争。

在以上这三种优势的基础上，学者们又不断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的动力，如“追随客户（Clientfollowing）”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跨国银行进入的基本动因。

二、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动因

用以解释跨国银行海外投资动因的理论有很多，但是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鉴于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笔者试图对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驱动力进行简单的定分析。

客户服务的需要。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外资银行必然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正如前面的内部化优势里讲到的，银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程度较高的经济形式，无论如何对实体经济都存在着依附关系，实体经济对外投资的增长必然会带动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发展。银行业是一个信息敏感行业，在银行业市场开放初期，外资银行往往出于为其所在国客户服务的需要，跟随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为其客户提供比中资银行更加完善的服务，以维护其长期所形成的客户关系。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中国潜在市场的大小，潜在的市场份额主要来自于其所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及全球产业经济的调整，使得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市场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对外国资本进入的地域、数量和股权的限制逐步取消，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成为国际银行抢滩中国最为直接的动因。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德国德累斯登银行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日本东京三菱银行与日本丰田公司等。

全球布局，抢占市场。如果东道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而且社会平均资本收益、预期经济增长率和股票市场资本化程度较高，但银行业税率、东道国国内银行的平均效率较低，跨国银行就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利用高效率的经营在东道国取得高额利润。因此，外资银行正是在看好中国市场良好的发展潜力和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银行业经营效率低且不良资产率高，难以与外资银行形成有力竞争的机会，抢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作为其全球资产配置中具有增长潜力的业务单元，以延续其盈利的增长期。

广泛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母国和东道国之间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双边贸易量等均对国际银行决定是否进入存在影响。在中国外资银行市场上一直非常抢眼的汇丰银行，与其总行起源自香港不无关系；同样，作为东亚经济圈内重要的经济主体，亚洲的跨国银行尤其是韩国和日本的跨国银行构成了我国外资银行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

分散经营风险。按照马科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随着跨国银行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投资范围的扩大，原先在一国经营时的某些系统风险在国际范围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组合变为风险系数有效降低的非系统风险。考虑到银行本质上经营风险的特征，降低风险水平显然有利可图。中国持续了二十余年的稳定发展造就的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态势，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亚洲的金融风暴中的优异表现，无疑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这种信息的提升对于跨国银行选择中国作为全球风险战略的重要环节无疑非常具有影响力。

外资银行在技术、管理、服务网络、资产质量、资金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足够的动力和能力使得其在华市场上的份额必将逐步扩大。外资银行可能不会耗费最大的成本来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点，而是更多的通过外资并购的形式入股中资银行，这样一方面可以绕过政府的政策限制，规避对外资银行网点和业务领域的限制，更快的抢滩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中资银行积累的客户资源，通过入股、从地域、业务范围和客户群三个方面更广泛地深入中国市场，既快速扩张自己的网络，又消灭了竞争对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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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关键词] 产业集群 文献 研究

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波特,1998)。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主要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重要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来简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始于19世纪,为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形态。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色,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1.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形成阶段

从“外部经济论”到“产业集群论”的确立,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经历了100多年,期间的代表理论有:产业区理论、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

(1)产业区理论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Marshall)。由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的产业集聚现象开始出现,马歇尔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在《新经济地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效应、外部连接、动态因素变化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韦伯(Weber)、胡佛(Hoover)等,主要从空间地理角度研究产业集聚。

韦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他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并从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和经常开支成本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高级聚集阶段。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但是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20世纪40年代论证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也可能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

(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强调空间配置的重要,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并提出了形成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原因:需求、外部经济和特殊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的研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忽略具体的地理空间,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忽视社会、文化等因素。

(4)新产业区理论

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地区出现了一些由于中小企业聚集而发展快速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区研究的关注。新产业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学派:“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区”学派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地方生产体系(Bacattini,1978)。该学派代表学者有Banasco、Piore和Sabel。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nasco(1977) 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1。Piore和Sabel强调了意大利式的信任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系统,提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的重要。他们认为以柔专业化为期初的产业集群,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区域产业集群,以意大利为典型。二是家族式的企业联合体,以日本为典型。三是核心企业以及受其支配的独立工厂,在美国和德国经常见到这种类型的集群。他们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产业区的历史文化,但过于强调产业区本地化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学习创新的因素。

“新产业空间”学派是以交易成本思想为基础,提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Storper,1989)。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Scott、Stoper、Harrison和Waler等,他们认为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增加,使长距离的企业交易会承担许多成本与风险,为了使企业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聚集。但该理论局限于以交易成本为出发点,忽视知识创造与空间扩散等要素。

(5)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Porter)在1990年论著的《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战略管理的竞争优势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新的称谓――产业集群,代替长久以来的产业区的称谓。他认为产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即“钻石模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不少管理学家对产业集群以及合作竞争战略的关注,但他的研究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且缺乏对集群内部结构、集群内各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的研究。

2.国外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主要从区位选择、演化机理、竞争合作网络、创新环境、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产业集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面列举几位学者的代表研究。

Venables(1996)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

Ahokangas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Lynn mytelka 和fulvia farinelli(2000)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Machiel van dijk 和 Order nomalor (2000)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和相关技术兼容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Suma s.athreyr(2001)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

Nicholas craft 和 Anthony j.venables(2001)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

Khalid和Halder(2002)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表明了价值链中竞争力的重要和领导公司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

二、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产业集群研究起步较晚。我国出现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江浙一带兴起了中小企业聚集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分别以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集群展开理论探讨,主要从聚集经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创新网络、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分析。

如较为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为王辑慈。她在1994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2001年,她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

许仁祥(1998)从聚集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产业集群,他从成本、需求和环境等因素分析了城市经济环境对产业聚集和产业发展的影响。

仇保兴(1999)根据集群的结构状况,将集群分为三类:“市场型集群”、“椎形”集群、“混合网络型”集群。

叶建亮(2001)从知识溢出角度分析聚集现象。他认为知识溢出决定了集群的规模,也导致了集群内部产品的类同和恶竞争的发生。

盖文启(2002)从新产业区的角度,对区域创新网络理论进行了理论概述,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竞争优势、创新等反面阐释产业集群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体系。

魏守华(2002)从企业群角度论述了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他人文企业群不仅有利于单个企业提高竞争力,而且通过群体效应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吴勤堂(2004)以人口聚集为出发点,指出了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

目前尽管我国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能够跟踪国际理论研究的前沿,结合具体的区域实践来分析,但国内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多数分析往往是事后分析而不是事前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这对我国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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